取打一个生肖中国古代国号“撞车”时，如何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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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号，顾名思义就是国家的称号，是伴随着国家的形成才出现的。在中国古代，国号既是家天下的标志，也是国家政治文化的符号。中国古代国号皆具或显或隐的美义，这些美号，既与君主的统治息息相关，并发挥出多样的现实功能，也体现了非汉民族的汉化倾向，从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根本。解析中国古代国号与国家之间的名实关系，既多名实相副者，也有名实不副者；既标示着相应王朝的特征所在，也隐藏着不少值得发掘的重要内容；国号又有转为名号、族称与域外称谓者，这彰显了相应王朝的地位与影响。至于大量存在的相同国号，后人采取了冠以顺序词、方位词、国姓以及缀以地名、五德或使用代称等处理方法，以求加以区别。

名实互证：国号与国家

国号是名，国家是实，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就像毛与皮之间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立足于名实互证的视角，解析国号与国家之间的名实关系，相当有趣。

首先，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的国号与国家之间，大多是名实相副的。如以养马立国的秦，恰好也是马上得天下、马上失天下的王朝；与银河般浩瀚悠长、帝尧般道德完美有关的汉、唐国号，指代的正是备受称赞、国运长久的汉、唐王朝；来自《易经》大哉乾元的大元国号，与拥有广袤疆域、信仰长生天的元朝之间，也是名实相副。至于名实不副的国号与国家，巍巍高大的晋国号，没有形象高大的晋朝（西晋）与之匹配；一切求新的新国号，对应的却是一切复旧的新朝；力图走出短促宿命的隋国号，终究无法改变隋朝的短命。

其次，比较而言，代表着中国创世记的夏，是中国史上模糊不清、居高鸣远的王朝；玄鸟生出的商，是中国史上既迷信又神秘的王朝；以重农为特征的周，是中国史上备受称道与尊敬的王朝；以统一与暴虐而出名的秦，是中国史上国运短促而又影响深远的王朝。至于汉是得也天命、失也天命的王朝，新是始作俑者，其多后也的王朝，晋（西晋）是看似道德、实则虚伪的王朝，隋是是非功过评价存在较大分歧、国号取义甚受嘲讽的王朝，唐是既昂首自豪又低首痛惜的王朝，武曌的周是尴尬而无奈的女主的王朝，宋是否极泰来、斯文与变革的王朝，大元是非汉族建立的民族多元、一国多制的王朝，大明是老农治国、皇帝集权的王朝，大清是前期精神的力量显著、后来却不能自主的王朝，也都标示了这各具地位的统一王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特征所在。而顺着这样的思路说下去，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分裂时代，也可概括出各自的特征或地位，如春秋是名分混乱却又讲究名分的时代，战国是战争频繁、竞争激烈的时代，三国是在后世接受史中被文学化、戏剧化、道德化的时代，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是民族矛盾、地域冲突、文化融汇表现极为充分的时代，五代十国是建国者的出身等而下之、社会道德沦丧的时代。然则这样的一部中国历史，也就仿佛一台起承转合、悲喜交加的多幕大戏，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再次，仔细品味乃至探赜索隐中国古代国号与国家的关系，还能发掘出不少隐而不彰的重要内容。如在中国历史上，因为后来没有哪个王朝沿用商国号，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商国号缺乏继承者，至少与屡被后世继承的夏、周、秦、汉、唐等国号相比，商国号要等而下之，商朝的政治形象与文化地位也就连带着相对次要。其实不然，如赵匡胤的宋朝，就是通过其父赵弘殷的名字、他本人担任过宋州地方长官、宋朝确定五德为火德等巧合，从而隐性地远承商朝；这样的宋朝，又为打着反元复宋旗号的明朝所继承。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就中国古代国号与国家的影响或溢出效应言，也有很多亟待表彰的方面。如有国号转为名号者，由夏国号而产生了诸夏、华夏、中华等名号，即为其例；后来，华夏又成了族称，迄今也还是汉族的雅称，而取中国与华夏各一字组成的中华，更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名。有国号转为域外称谓者，这方面的例子更多。如由汉、唐国号而出现了中国的域外称谓汉、唐，这是中国历史上声教远暨、超迈前古的时代，中外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也非常繁盛；时至今日，国外有关中国的学问还称汉学，世界各地还把华侨或有中国血统的外籍人聚居的城市街区称为唐人街，英文则写作Chinatown，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城、华埠的意思。还有国号转为族称者，除了上述的由夏而华夏，更典型的例证则是汉国号演化为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族称。然则这样的夏、汉、唐，都可谓中国历史上最富影响力的国号，也堪称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或光荣、持久的国家或王朝。

相同国号的处理方法

从理论上说，国号是国家的称号，称号的本质属性是起区别作用，国号当然也不应该例外。然而，出于复杂的政治、文化、民族、心理等原因，联系着中国历史上富有特色的托古改制传统、五德终始理论、攀附祖先做法，中国历史上还是出现了大量的相同国号，这就模糊了国号的区别作用。而为了避免由此造成的各种麻烦，后人采取了多种处理方法，以求区别这些相同国号。

在相同国号前冠以顺序词。刘秀重建汉朝，为了区别于刘邦始建的汉朝，后人称为后汉，而把刘邦的汉朝称为前汉，并把刘备再建的汉朝称为季汉。类此者有：刘曜的前赵与石勒的后赵，张寔的前凉与吕光的后凉，苻健的前秦与姚苌的后秦，慕容皝的前燕与慕容垂的后燕，王建的前蜀与孟知祥的后蜀。

也有仅以后字冠于重出之国号前面者。拓跋珪的魏，为了区别于曹丕的魏，史称后魏，但曹丕的魏并不称前魏；唐、宋之间的梁、唐、晋、汉、周，五个国号以前都出现过，所以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但并不存在与后相对而言的前梁前唐前晋前汉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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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国号前冠以方位词。一种情况是，一个王朝经历了重大变动（如疆域的巨大变迁、都城的远距离迁移），后人便根据变动前后的疆域特别是都城的相对位置，在国号前冠以方位词，以资区别。如西周（都镐，今陕西西安市）与东周（都雒邑，今河南洛阳市），西汉（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与东汉（都雒阳，今河南洛阳市），西晋（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与东晋（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北宋（都开封，今河南开封市）与南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

又一种情况是，依据相对的疆域所在地区或都城所处位置，用方位词来区分同时代或不同时代出现的相同国号。如孙权的东吴，慕容冲的西燕、慕容德的南燕、慕容云的北燕，乞伏乾仁的西秦，秃发傉檀的南凉、李暠的西凉、沮渠蒙逊的北凉，拓跋珪的北魏，元善见的东魏、元宝炬的西魏，萧道成的南齐、高洋的北齐，宇文觉的北周，李昪的南唐，刘的南汉，李元昊的西夏等。

以上两种情况其实又有明显的不同。第一种情况，是指一个王朝的两个阶段，只是疆域形势或都城位置发生了重大变动，所以借方位词加以区别；而且，这前后两个阶段的同一王朝，总是先西后东，先北后南，这事实上反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现象乃至一条规律，即该王朝的统治中心，是由西北向东南转移，这种转移又往往是被迫的，是由于受到了其他民族的强力压迫乃至入主中原所致，其背后的历史事实，则是该王朝的国势由盛而衰、疆域由大而小的变迁。第二种情况，借方位词加以区别的相同国号，代表的是不同的甚至是对峙的国家，东西南北依据的是各自的相对地理位置，所以并不存在由西而东、由北而南的承续意义，也不一定东、西或南、北对应出现，如有西燕但无东燕，有西凉但无东凉，有北魏但无南魏，有北周但无南周，有南唐但无北唐。

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个王朝的主体灭亡后，其残余势力不改国号，后人或也依据其相对地理位置，加上方位词以资区别，如汉（刘知远的后汉）与刘崇的北汉，辽与耶律大石的西辽，大元与妥欢帖睦尔的北元，大明与诸多的朱氏南明，都属此类。

在相同国号前冠以国姓。在家天下的时代，冠以帝王姓氏即国姓，是区分相同国号的常用方法之一。如曹氏的魏和拓跋氏的魏，分别称曹魏拓跋魏；拓跋氏后来改姓元，所以又称元魏。类似的情况很多，如姬周、宇文周、武周，嬴秦、苻秦、姚秦，孙吴、杨吴，刘宋、赵宋，萧齐、高齐，萧梁、朱梁。至于杨隋、李唐、完颜金、朱明等，也常见诸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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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相同国号的其他方法。古有蜀国，分布在今四川中部偏西。蜀后来也成为地域名称。刘备的汉因称蜀汉。这是在同名国号前缀以地名、以资区别的方法。

王莽以刘邦的汉为火德，而刘秀即以火德王天下，刘邦、刘秀、刘备的汉遂称炎汉；刘裕的宋为水德，赵匡胤的宋为火德，于是刘宋又称水宋，赵宋又称火宋。这是在同名国号前缀以五德、以资区别的方法。

刘邦的汉定都长安，刘秀的汉定都雒阳，长安在西称西京，雒阳在东称东京，于是以西京作为西汉的代称，以东京作为东汉的代称。《南史》卷六十四《王琳传》：典午将灭，徐广为晋家遗老；当涂已谢，马孚称魏室忠臣。这里的典午指晋朝，当涂指曹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代称呢？曹氏代汉，自以为应了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当涂高者，魏也……当道而高大者魏，所以当涂成了曹魏的代称；晋朝的国姓是司马，典与司都有掌管的意思，而十二地支配十二生肖，午配马，所以典午就是司马，晋朝是司马氏的王朝，故以典午代称晋朝。宋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后周时封天水县男，赵宋因此又有代称天水，而知道了这一点，如王国维所谓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所谓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也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凡此种种，都是以各种代称相区别的相同国号。

（作者：胡阿祥，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六朝博物馆馆长。详情请参阅《人民论坛》2024年2月《国号中的历史流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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