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头丧气打一个生肖好书·推荐

雪茄打一个生肖

《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全5册）

程华平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简介

程华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戏曲学会副会长。出版《中国小说戏曲理论的近代转型》、《明清传奇编年史稿》等专著，主编《明代杂剧全编》、《民国中国戏曲史著汇编》等丛书。

内容简介

《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全5册）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程华平教授，辛勤耕耘十余年专门治学的最新成果，也是首部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著。通过编年史这一史著体裁，以明清540余年重大历史的变迁为经线，以明清文人生平、戏剧创作、作品考订、版本流变、历代批评家评论、戏曲传播与演出等为纬线，系统完整地展现明清传奇、杂剧真实、客观的历史风貌，是今人研究和了解古代戏曲的两座高峰——传奇与杂剧的经典之作。本文节选自该书绪论，作者探讨了如何运用编年体来研究中国古代戏曲以及戏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序言节选

1919年，胡适在其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这样写道：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拢统研究一番，依年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这是胡适认为的撰写史著应具有的态度、步骤与方法，应该说所言甚是。稍微调整一下用词，也基本上适用戏曲编年史的研究与撰写，因为面对历史长河中数百年积攒下来的玉石杂糅、良莠错陈的史料，对任何一位戏曲史家来说，都需要经历述学、明变、求因、评判的过程，都需要将这些材料变成史著建构中的砖瓦。胡适在这里强调了完全中立的眼光，大概是有感于史著撰写中普遍存在且无法避免的撰述者本人立场的干扰。……

《中国哲学史大纲》

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

应该说，完全秉持中立的眼光、全部捐弃陈见，在史著的实际撰写中是无法做到的。受到撰写者知识背景、学术兴趣、文化身份、政治立场、个性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史家对史料选择的动机无论怎样纯洁，终不免有主观情感缠绕笔端。史家能够做到的，就是尽量用确凿的史实来说话。从这个意义上讲，用编年体的方式来撰写历史无疑有其显而易见的优势：

守望打一个生肖

首先，撰述的客观性。清末以来，域外史著的章节体撰写方式被国人引进并得以广泛运用，遂成为近现代以来史著结撰最重要的体裁形式。章节体史著具有长于分析、便于综合、体系严整、逻辑性强等诸多优势，然亦常因其部类章节的格局设置，而人为地将作家与作品分割为相对独立的单元，有损于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与整体性。与此同时，章节体史著通常强着意于对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的探寻与总结，用规律来观照、统领史实，无视某些不合撰写者预想的史料、剔除与之龃龉者，这就无可避免地削弱了史实的客观性、多样性与复杂性，容易陷入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窘境，甚而滥用者论人议事，总有摆脱时空束缚的冲动，不愿忍受任何羁绊，以便思想任意驰骋，以致脱离材料与事实固有的内在联系，依主观取舍剪裁，拼凑论据，编造论点，看似自圆其说，实则随心所欲，穿凿附会者不在少数。其负面影响与后果为有识之士所诟病。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就是典型的章节体史著

四面八方打一个生肖

编年体和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是我国古代历史编纂的主要方式。编年史是建立在对史实客观记录基础之上的，遵循自古以来的修史传统，严谨、细致地对待相关的史料记载，始终做到史有所出，论有所据。当然，所谓客观性只是相对而言的。对史料的取舍、阐释及评价，实际上也受到编写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自然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就史料本身来讲，过去的历史事实能否被后人发现与利用，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带有不确定性。但这并不妨碍研究者对史实本真面貌的追索，对史料的运用、阐释与评价，不趋时，不溢美，不掩饰，不曲解，不因撰写者的好恶而作取舍，而是客观、理性地对待所有史料，尊重史料本身的价值。

举一个例子来讲：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施凤来中廷试一甲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升礼部尚书，入阁为大学士。《明史》称其素无节概，以和柔媚于世，将其视为阉党成员。但在《乾隆平湖县志》中，他却以另一幅面孔被记载下来：凤来入政府时，珰势张甚，一以镇静调护为务。中使李明道欲催民船转运，奏寝其议；修撰文震孟疏语激怒，将逮治。凤来从容廷辩，自述缇骑逮周顺昌激变一事，感动熹宗，复密揭申救以免；皇极殿工成，魏忠贤叙功爵赏，凤来引祖制非军功不可，而旨从中降，乃力辞恩荫不受，亦不附于珰也。面对施凤来的两幅面孔，戏曲编年史在引用相关史料时，就应该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加以交代。……

明代内阁大学士形象图

史料运用不能带有偏见，不可先验地、主观地加以挑拣。如前人对某一问题出现不同意见，则可征引多家观点，以便读者的比较与判断。邱浚《五伦全备忠孝记》自问世后，便褒贬各异：吕天成《曲品》云：大老巨笔，稍近腐。内《送行》[步蹑云霄]曲，歌者习之。在批评作品内容近腐的同时，也肯定其可供演唱之长。王世贞《曲藻》则是明显的否定态度：《五伦全备》是文庄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评价道：填词尤非当行，今《五伦全备》是其手笔，亦俚浅甚矣。徐复祚《曲论》更是不满道：《龙泉记》、《五伦全备》，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一蟹不如一蟹矣！但高儒《百川书志》却对其备加赞赏：所述皆名言，借为世劝。天下大伦大理，尽寓于是，言带诙谐，不失其正。盖假此以诱人之观听，苟存人心，必入其善化矣。清人李调元《雨村曲话》也赞同高儒的评价。

丘濬 （1421-1495）

对于此类问题，只要将各种不同意见客观地交代出来，即可用史料本身来说明问题，研究者不需过多地阐述自己的评判。即使有所评述，也不作无根游谈，着意发挥，而是在史料的基础上略作引申，不给读者提供结论式的断语，而是让读者从各自的角度去发现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

其次，撰述的准确性。在研究戏曲过程中，我们时常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同一件史实往往记载各异，史料之间甚至彼此抵牾、相互矛盾。对此，研究者就必须作出抉择，尽可能准确地选择与使用材料。

万历三十八年（1610）夏，徐复祚《红梨记》传奇创作完成。这部敷衍山东淄川才子赵汝州与佳人谢素秋悲欢离合的剧作，实际上是据元代张寿卿《谢金莲诗酒红梨花》杂剧及郁泰峰《闲中鼓吹》创作而成。徐复祚《红梨记序》说道：《闲中鼓吹》，泰峰郁先生所作也，中载赵伯畴事甚悉。庚戌（万历三十八年）长夏，展玩间，辄感余心，特为谱诸声歌。及阅古剧，亦传此一段事，虽稍有抵牾，要之不为无本。作者在《序》中特地交代，《红梨记》根据郁泰峰《闲中鼓吹》创作，完稿以后才看到张寿卿的杂剧《谢金莲诗酒红梨花》，当为有意掩饰。徐复祚将杂剧《红梨花》四折，分别改作、插用到传奇中，第二十一出《咏梨》，即袭用张寿卿杂剧第二折；第二十三出《计赚》，即杂剧第三折；第二十九出《宦游》，即杂剧第四折。至于杂剧的第一折，乃为传奇第十九出《初会》以前各出之关目。剧作曲词也有多处与《红梨花》相同或相似者。凌蒙初《顾曲杂札》即指出：中所作北词，乃点窜元张寿卿之笔。因此，对作家故弄狡狯，有意掩饰，不能不加以考辩，就以为所言皆是事实，照单全收。必须比斠左证，予以说明补正。

如何辩正史料与史实，历来便是修史的一大难题。司马光就此曾提出了被后人奉为圭臬的意见：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原注：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司马光对史料考异方法和原则的阐释，对戏曲编年史撰写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史料繁多，应有所取舍；记载芜杂，须有所考鉴。取舍不能以自己的好恶为准，也不可断章取义，应尽可能准确地贴近事实。今人傅斯年在论述如何运用史料时也指出：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这是强调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不能仅凭单文孤证便贸然判断，而是要将同类或相关的事情尽可能摆列出来，进而加以综合比较，得出结论，这也就是在求博基础之上的求通。

再次，撰述的全面性。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充足而精准的史实与史料，是任何历史研究的起点与基石，是历史研究中实证方法的有力支撑者。史料不充足，不仅判断难以准确适当，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就戏曲编年史中的纪人来讲，诸如作家生卒年、教育背景、科举道路、仕宦经历、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都应该得到妥适的记载。就编年史中的纪事来讲，有关戏曲创作的具体情况，举凡创作时间、作品本事渊源、版本情况、传播方式、舞台演出、作品评价、历史影响等等，都属于著录的范畴；那些与戏曲发展关系紧密的各种法律法规、文化政策等，也应被纳入进来。

就编年体纪事来看，它是将有关戏曲事件按照年、月甚至日来加以编排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它的撰写是以纪人、纪事为主，沿着时间线索纵向延伸的。它不仅要求编撰者对相关史料进行合理的考辨、翦裁，并按照一定的体例和要求将它们叙述出来，而且要尽可能地贴近历史的真实。我国戏曲自其萌芽、发展、成熟乃至最终的衰微，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史料，为戏曲史编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编年史料越丰富、越完备、越准确，史著的质量自然越高。当然，这并不是说，编年史要将所有数据都予以使用，这其中需要编纂者有所鉴别，有所取舍，能够择选出其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部分。

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

编辑：段鹏程

经书打一个生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