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一）

教头打一个生肖

南方的天空已经有十来天看不见太阳了，阵雨一天接一天地下，即使雨停了天空也始终被铅灰色的云层布满着。空气湿润闷热得可以让人与人粘着。一切都表明，小城令人厌烦的回南天到来了。

那是4月里非常湿热的一天，阿依冷不丁地接到城区的表姨冯静的电话，她一听就惊住了，挂了电话后黯然说：八姨公不在了。

第三天我们就去了南安殡仪馆。茂密的柏树衬托着安静和肃穆，到处是蓝底白字的标语，告诫着人的生命最后的尊严。外面还是雨，还是闷，殡仪馆的大厅却因为开了空调而显得凉飕飕的，这愈加强化了一种悲伤和萧索的氛围。参加追悼会的有逝者生前亲戚和单位的代表三十多人，大都肃穆无语，偶有小声打招呼的。司仪在讲话。

原单位领导读悼文。我在嗡嗡回响的大厅里只听到几句黑龙江人四野部队参加过六万大山剿匪参加了抗美援朝，以及任地区五方园艺场场长之类的语词。这些语词我曾经熟悉。前些年，就是我和阿依结婚后的那些年，每次上地区探望他们老两口，他都喜欢给我回忆往事。1949年北宁解放，阿依母亲外公家的人才知道八姨婆和那个黄家男人并没死，八姨婆还到了广西平南的石灰厂工作，做的是会计。那时候，她已经和石灰厂的厂长冯百全结婚，冯百全就是阿依母亲的八姨丈。有一次，我问起他的老家，他说，黑龙江阿城县蜚克图乡秋皮沟啊，我一听糊涂了，比阿依新疆那边的地名还费神嘛。他笑得堆起满脸皱纹，说，秋皮沟嘛，隔壁就是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的夹皮沟。

他讲自己打仗的历史，打的都是大仗啊，辽沈平津战役他都参加过，所属的部队是四野。四野，就是林彪的部队。1950年，桂东南一带土匪猖獗，四野南下成了剿匪部队，他所在的团驻扎在地区。他参加过六万大山剿匪，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前后歼灭过一百多个国民党兵，在朝鲜战场击毙过二十多个美国兵和南朝鲜兵。他一直做到了副团长。

部队后来为了加强对地方的建设管理，让部分军人转业，他留下了，就在那时候认识了八姨婆。他先做了平南石灰厂的厂长，又做过地区新生机械厂的厂长、五方园艺场的场长和书记。是八姨婆教他读书认字，后来他还能自己写自己的工作报告。

鲜花翠柏中，红红的党旗覆盖着那位我曾经熟悉的老人，平时一米八几的人，现在似乎短了一截，白炽灯光下是瘦削而苍白的脸庞。经过他身边瞻仰时，我走在阿依后面，我听见了她和前面的表舅表姨（八姨公的儿子女儿）的抽泣声。

阿依是有理由悲痛的，这位老人，他的一家曾经给了她和她母亲难以忘怀的温暖。八姨婆和八姨公结婚后，一直希望在遥远新疆的两个外甥女能回到自己身边，但两个外甥女都在那边有了家，自己能力又有限，举家调回来不容易。在阿依的回忆中，八姨公既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也是有些马列的干部。阿依母亲曾经说过，六十年代中期她盲流新疆之前，八姨为了帮她安排工作，要身为园艺场场长的八姨公出面，他总是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干部要大公无私。八姨气得差点跟他闹离婚。后来阿依母亲远走新疆之后，八姨曾经哭着骂他：都是你不肯出面帮忙，弄得我两个无父无母的外甥女盲流新疆！

阿依在杭州读书那些年，因为路途遥远，费用紧张，她每年寒暑假都没有回新疆，每个寒暑假大部分时间都在八姨公的地区家里度过，有时也到北宁表舅家。1993年寒假，她从杭州坐火车来到柳州，再转乘长途客车来到南安军转站（军供站）八姨婆的家。已经六十多岁的八姨婆亲自去走访自己的亲戚，只希望亲戚们能帮帮她，将来她毕业后可以回地区或者北宁工作，这样将来她的外甥女也就有回老家的落脚点了。

八姨婆的家从军转站搬到地区专门为离退休干部建造的居住小区荔园新村后，八姨公和八姨婆就给家里人指定房间，特意指定了一个房间专门给阿依。两位老人笑眯眯地对家里人说：现在分配房间，在阿依没有结婚之前这个房间就是她的闺房。阿依回到北宁工作后，在和我结婚之前，她每个周末都上地区住那间房，而这个家里的人也一直将那间房称作她的闺房。

她母亲在八姨婆走时在东莞没有过来，现在依然没有过来，只是嘱咐我们代她送行和上香。

十个月前，八姨婆走时也在这个殡仪馆举行，真是世事重演。经历了八姨婆的葬礼后，我对去殡仪馆参加送行已经少了许多恐惧和紧张。当两个表舅捧着他们父亲的骨灰盒出来，我们都走上去，一起来到后面，那里排列着各种生肖，用水泥铸成，在一只狗像前，表舅们烧起了香纸冥钞，几个表舅、舅母、姨丈和表姨都嘴里喃喃有词，都是祷告和祝愿的话。我们又点起了鞭炮。旁边还有几家人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生肖像前烟雾缭绕，鞭炮齐鸣，黑色的纸灰漫天飞扬。

送走八姨公之后的当天晚上，阿依母亲从东莞打来电话，详细询问了葬礼的情况，老人对于自己没能参加八姨丈的葬礼很有歉意。她叹息说：最值得我挂念的两位老人都走了，从今以后，我心里那份负累就轻多了。广西，就剩你们最值得我牵挂了，你们还年轻，可以来广东看我，也可以回新疆去住一段日子，你们有什么梦想，就下决心全力去实现吧！

阿依母亲的话似乎对我有一种动力，我熬夜写作的意志骤然坚强起来。到了2006年4月，《吉尔尕朗河两岸》被我写到了二十五万字。我对这部书充满了信心，先后投给十几家出版社和杂志社，但都令我失望了。自我消沉一段日子后，我采取分散出击的办法，把书稿的一些章节添加上标题，投给了一些刊物，这些一万几千字的章节先后在《鸭绿江》《延安文学》和《草原》等一些刊物发表，黑龙江省团委有一个综合性的月刊叫《新青年》，在长达两年里给我开了一个行者无疆的专栏，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如果说这时候还有令我厌烦的事的话，那就是八股文了，这是一种与文学呈相反方向力量的撕扯，当思维被迫转入这个轨道中，真有一种眼睁睁看着爱人被别人抱走的难受。这时候，我是多么赞同赫尔曼·黑塞的那段话：再也没有比完成职务、遵守一天或一年的时间安排、必须服从他人这个观念更可憎、更可怕的观念了……对他来说，办公室、公家机关和工作场所都有如死那样可憎。

平心而论，我一直铆足了劲写材料，仿佛我真心喜爱着这种工作。然而，我又不知不觉地写起了那些东西。那时我就知道，酿造于十几年前的这杯文学美酒，它的香味又飘出来把我灌醉了，我的现实又被那个缥缈的理想网住了。可是，我刚进这个单位时，曾经是那样踌躇满志，一直自信会在那条道路上风生水起，光宗耀祖。回想考核组来考核我前夕，文联主席李海浪不满地对我说：梁小羊，你真系冇有本心啯，来我文联才一年多，刚刚熟悉编辑工作，你又要走了，讲真的，当初冇系我帮忙，你入得了文联？只怕仲待在糖烟公司里等死！

他说的话是真话，我进文联之前，那间公司的确已经半死不活了，工资只发七成，我每月只领到一百多块钱，喝了几顿同学的结婚酒就所剩无几了，更别说有钱跟我当时爱得死去活来的琴拍拖，琴的家人也因为我的家庭条件而激烈反对我们在一起。正因为这些原因，我穷怕了，也被另一条道路的光辉前景吸引住了，我要走，别说当时有市委办的领导看中我，就是求人我也要寻找另外的门路了，我那时目标明确，进入别人梦寐以求的党政机关，像文联前几任编辑一样，进了党政机关就当领导秘书，若干年后再到乡镇或者部门当一把手。我那时想象自己得到的果子总是甜甜的。

我深知，当年能够进文联，完全是李海浪老师的功劳。说来有些传奇，当年朱山坡离开文联去市政府办之前，有一个外号叫鸡公头的家伙已经捷足先登借调到文联了，他是小城虎头水泥厂的资料员，也是李海浪专门找来写所谓的报告文学的写手，此人长得一表人才，身高一米八一，像鼓面一样饱满的额头红润光洁，说话声如洪雷，鼻子高挺微勾状如鸡嘴，在大街上常见他骑一辆车身及腰声如破锣的雅马哈，突突突突撇撇撇撇响彻半条大街，一天到晚神采奕奕，声如洪钟，说话三句不离女人，尤其一见到稍有姿色且曾有一面之缘的女人，冷不丁就会响起惊喜兴奋的一句：啊哈，靓女，又见到你了！随之那高大身躯侧旁便会突然伸出又大又长的双手，随着洪钟一般的问候语迎着女人啪啪啪啪地上下摇起来，李海浪说那形状十足一只见到鸡乸就想跳上身踩飞（交配）的鸡公头。据说绰号鸡公头即由此而来。最有趣的一个传说是，他看中了某初中的英语老师，那老师虽然对他的健硕外表翩翩风度甚为欣赏，但对其夸夸其谈态度轻浮甚看不上，数次表白均不答应。然而有一晚，他巧言令色博得了女老师的同意进了她的房间。第二天早晨天刚亮，他骑着雅马哈突突突突撇撇撇撇地驶出校门，走了几十米想起了什么，又折回头，突突突突撇撇撇撇，驶近坚守岗位的门卫身边说：伙计，你千万千万冇要对人讲我昨晚在涂老师房里过夜吙——门卫瞪了他一眼，说：真系此地无银三百两啯！类似的传说还不止一个。我就曾在一次去文联办公室找李海浪老师看稿时听到他感叹隔壁党史办黄姓少妇为尤物，发誓有一日要吃了佢。

与他相比，我却遭遇了尴尬。一次朋友请客，六七个人商量好，各自拉着自己的女朋友去东方夜总会跳舞，我那时和琴的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我恳求再三她才答应，她坐在我的大油煲后座上出来了，在那个灯光变幻的舞池里，她看着我的朋友跳完了一曲又一曲，任我多次邀请就是不愿意跟我进场。时间到了十一点，我满心酸楚，最终，她亲自上去点唱了那首《无言的结局》。鸡公头就在这首歌里搂着一位女子跳，一曲终后，看我落寞地坐在角落里的样子，在旁边落座时公然跟其他人说：梁小羊那只卵样，要相格冇相格，要屋冇屋，要钱冇钱，亦想泡街妹？睇睇我这种相格嘞嘛，英俊潇洒，高大威猛，冇系吹，想搞掂佢条女分分钟！众人大笑，我羞愤不已。一曲再起，鸡公头又换了一位女子跳起来。文友都羡慕地说他日日过新年，夜夜做新郎。

我却是彻底失恋了，那夜我送她回家，在那个只能容一辆摩托车进去的巷口，她下车，站住了，说：冇要送我入去了，被我阿爸见到你就要被打死！她决绝一般离我而去，发誓不再见我，我与你缘分已尽，再见不再系朋友，希望冇要变成敌人！

那时的我多痛苦啊，第二天早上我竟然来到文联向李海浪大放悲声：我女朋友冇要我了，我女朋友冇要我了……李海浪表现得既惊愕又好笑，安慰我说：屌那妈，你男子汉大丈夫一只，怕揾冇到老婆？既然佢发誓离开你，那肯定冇值得你爱了，天涯何处无芳草？早点跳出来，多妹儿愿意跟你啊！

那时鸡公头在文联已经搞得风生水起。因为有李海浪撑头，鸡公头利用文联的刊物作为平台，每期拉来四五篇报告文学，最多时甚至有十几篇，这些所谓的报告文学其实都是给经济能人写的奋斗史，每篇都有一笔赞助，多则几千，少则五六百，李海浪老师每篇给鸡公头五成提成，那已经非常可观了，所以他经常有闲钱请吃请喝，他还两次在文联当着我们这些文友吹嘘说请了宣传部部长吃大餐。那时李海浪和鸡公头的关系已经好比度蜜月，小城的文友绝对记忆犹新，有时候在安静得可以听见鸟鸣的兴宁路上，突然传来振聋发聩的突突突突撇撇撇撇声，紧接着那辆北宁街绝无仅有的高及腰际的雅马哈越野摩托驮着李海浪从兴宁路上呼啸而来，进入市政府后还打了几个响屁才熄火，李海浪走在前，鸡公头提着一沓资料跟着，一忽儿叫李主席，一忽儿叫李老师，俨然一个跟班秘书模样。鸡公头早就扬言：我揾通了宣传部部长啯，部长早就答应我了，朱山坡一调走就签字让我入文联！

可就是这样十拿九稳的事，最终还是黄了。原因居然出在鸡公头身上。原来李海浪老师有一天见到了一位钢球厂的老板，谈话之间得知，老板答应鸡公头写一篇报告文学在《北宁文艺》上发表，给的赞助是一万元，而鸡公头对李海浪报告说是五千元。李海浪心里一动，再对鸡公头联系的其他赞助人了解，几乎都是如出一辙，得五千报两千，得一千报五百。李海浪大怒，却不动声色。

那天上午，当朱山坡调进市政府办的文件下来时，鸡公头掩饰不住兴奋，三步并作两步踏进李海浪办公室，把手里的一张纸扬得噗噗响，唾沫横飞地说：大件事，海浪同志，大件事了！我马上就要跟你成为同事了，部长都签字了！李海浪脸都变了，伸手要看那张纸，他一把收回去，诡秘地笑着说：冇使急，冇使急，马上要做同事了，来日方长。

那天午休我睡得很沉，醒来时发现李海浪打了我的寻呼机起码超过二十次，我以为发生了什么急事，惶恐地复机，他气喘吁吁地说：屁股痒了（小城粗话，糟了的意思），大件事了，宣传部部长签字了，鸡公头要做我同事了，佢开始喊我同志了，连主席老师都冇喊了，假如佢入了文联，恐怕要喊我小李了，咁样仲正常啯啊？我要行动了，否则就迟了，今晚我同你去揾市长，求市长签字调你入来，就睇你有冇有运气了，我已经写好报告了！

后来我才知道，李海浪天黑前先找了早些年离开文联去当了市长秘书后来又到兴宁镇做了镇长的诗人倪文津，倪文津也真够意思，说晚上会提前去老板家里等着。当晚八点我和李海浪到了市长家，报告呈上去，市长盯着报告沉吟不决。倪文津在一边说：老板啊，这只梁小羊我了解，比我仲能写，先调佢入文联咯，以后肯定像我咁样入政府办为你服务啯，迟早都系你的人。此话一落，市长虽然还在埋头看着报告，却伸手说：笔，笔。李海浪早有准备，双手呈上一支黑色钢笔，市长接过写了几笔，纸上显出几道依稀带墨迹的划痕，居然没有墨水，李海浪又开始手忙脚乱地在衣袋里找笔。我心里怦怦直跳。还是秘书出身的倪文津灵醒，早就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支笔递到了他老板手上，市长手上的笔尖哗啦啦地喷出蓝黑墨水，那张报告的顶头上就有了一行字：同意调入，同意入编。并署上他的大名和日期。我心里顿时一通鼓鸣，知道从今开始世界是我的了。

那么，我为什么工作了一年多，又要离开好不容易才进来的文联呢？而且，在市委办工作了五年之后，我又开始有了厌烦的情绪，我讨厌那些一二三四五。那些诗歌和散文又在加班之余冒出来了，常常在午夜，加班结束后同事都趴在桌上睡着了，我像早年吸烟上瘾一样开始倒腾起那些文字，而那些文字也像我童年时代的蝴蝶一样纷纷向我飞临，我便渴望着，自己也能像蝴蝶一样拥有飞翔的自由。

平心而论，我一直铆足了劲写材料，仿佛我真心喜爱着这种工作。然而，我又不知不觉地写起了那些东西。那时我就知道，酿造于十几年前的这杯文学美酒，它的香味又飘出来把我灌醉了，我的现实又被那个缥缈的理想网住了。可是，我刚进这个单位时，曾经是那样踌躇满志，一直自信会在那条道路上风生水起，光宗耀祖。回想考核组来考核我前夕，文联主席李海浪不满地对我说：梁小羊，你真系冇有本心啯，来我文联才一年多，刚刚熟悉编辑工作，你又要走了，讲真的，当初冇系我帮忙，你入得了文联？只怕仲待在糖烟公司里等死！

他说的话是真话，我进文联之前，那间公司的确已经半死不活了，工资只发七成，我每月只领到一百多块钱，喝了几顿同学的结婚酒就所剩无几了，更别说有钱跟我当时爱得死去活来的琴拍拖，琴的家人也因为我的家庭条件而激烈反对我们在一起。正因为这些原因，我穷怕了，也被另一条道路的光辉前景吸引住了，我要走，别说当时有市委办的领导看中我，就是求人我也要寻找另外的门路了，我那时目标明确，进入别人梦寐以求的党政机关，像文联前几任编辑一样，进了党政机关就当领导秘书，若干年后再到乡镇或者部门当一把手。我那时想象自己得到的果子总是甜甜的。

我深知，当年能够进文联，完全是李海浪老师的功劳。说来有些传奇，当年朱山坡离开文联去市政府办之前，有一个外号叫鸡公头的家伙已经捷足先登借调到文联了，他是小城虎头水泥厂的资料员，也是李海浪专门找来写所谓的报告文学的写手，此人长得一表人才，身高一米八一，像鼓面一样饱满的额头红润光洁，说话声如洪雷，鼻子高挺微勾状如鸡嘴，在大街上常见他骑一辆车身及腰声如破锣的雅马哈，突突突突撇撇撇撇响彻半条大街，一天到晚神采奕奕，声如洪钟，说话三句不离女人，尤其一见到稍有姿色且曾有一面之缘的女人，冷不丁就会响起惊喜兴奋的一句：啊哈，靓女，又见到你了！随之那高大身躯侧旁便会突然伸出又大又长的双手，随着洪钟一般的问候语迎着女人啪啪啪啪地上下摇起来，李海浪说，那形状十足一只见到鸡乸（母鸡）就想跳上身踩飞（交配）的鸡公头。据说绰号鸡公头即由此而来。最有趣的一个传说是，他看中了某初中的英语老师，那老师虽然对他的健硕外表翩翩风度甚为欣赏，但对其夸夸其谈态度轻浮甚看不上，数次表白均不答应。然而有一晚，他巧言令色博得了女老师的同意进了她的房间。第二天早晨天刚亮，他骑着雅马哈突突突突撇撇撇撇地驶出校门，走了几十米想起了什么，又折回头，突突突突撇撇撇撇，驶近坚守岗位的门卫身边说：伙计，你千万千万冇要对人讲我昨晚在涂老师房里过夜吙——门卫瞪了他一眼，说：真系此地无银三百两啯！类似的传说还不止一个。我就曾在一次去文联办公室找李海浪老师看稿时，听到他感叹隔壁党史办黄姓少妇为尤物，发誓有一日要吃了佢。

与他相比，我却遭遇了尴尬。一次朋友请客，六七个人商量好，各自拉着自己的女朋友去东方夜总会跳舞，我那时和琴的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我恳求再三她才答应，她坐在我的大油煲后座上出来了，在那个灯光变幻的舞池里，她看着我的朋友跳完了一曲又一曲，任我多次邀请就是不愿意跟我进场。时间到了十一点，我满心酸楚，最终，她亲自上去点唱了那首《无言的结局》。鸡公头就在这首歌里搂着一位女子跳，一曲终后，看我落寞地坐在角落里的样子，在旁边落座时公然跟其他人说：梁小羊那只卵样，要相格冇相格，要屋冇屋，要钱冇钱，亦想泡街妹？睇睇我这种相格嘞嘛，英俊潇洒，高大威猛，冇系吹，想搞掂佢条女分分钟！众人大笑，我羞愤不已。一曲再起，鸡公头又换了一位女子跳起来。文友都羡慕地说他日日过新年，夜夜做新郎。

我却是彻底失恋了，那夜我送她回家，在那个只能容一辆摩托车进去的巷口，她下车，站住了，说：冇要送我入去了，被我阿爸见到你就要被打死！她决绝一般离我而去，发誓不再见我，我与你缘分已尽，再见不再系朋友，希望冇要变成敌人！

那时的我多痛苦啊，第二天早上我竟然来到文联向李海浪大放悲声：我女朋友冇要我了，我女朋友冇要我了……李海浪表现得既惊愕又好笑，安慰我说：屌那妈，你男子汉大丈夫一只，怕揾冇到老婆？既然佢发誓离开你，那肯定冇值得你爱了，天涯何处无芳草？早点跳出来，多妹儿愿意跟你啊！

那时鸡公头在文联已经搞得风生水起。因为有李海浪撑头，鸡公头利用文联的刊物作为平台，每期拉来四五篇报告文学，最多时甚至有十几篇，这些所谓的报告文学其实都是给经济能人写的奋斗史，每篇都有一笔赞助，多则几千，少则五六百，李海浪老师每篇给鸡公头五成提成，那已经非常可观了，所以他经常有闲钱请吃请喝，他还两次在文联当着我们这些文友吹嘘说请了宣传部部长吃大餐。那时李海浪和鸡公头的关系已经好比度蜜月，小城的文友绝对记忆犹新，有时候在安静得可以听见鸟鸣的兴宁路上，突然传来振聋发聩的突突突突撇撇撇撇声，紧接着那辆北宁街绝无仅有的高及腰际的雅马哈越野摩托驮着李海浪从兴宁路上呼啸而来，进入市政府后还打了几个响屁才熄火，李海浪走在前，鸡公头提着一打资料跟着，一忽儿叫李主席，一忽儿叫李老师，俨然一个跟班秘书模样。鸡公头早就扬言：我揾通了宣传部部长啯，部长早就答应我了，朱山坡一调走就签字让我入文联！

可就是这样十拿九稳的事，最终还是黄了。原因居然出在鸡公头身上。原来李海浪老师有一天见到了一位钢球厂的老板，谈话之间得知，老板答应鸡公头写一篇报告文学在《北宁文艺》上发表，给的赞助是一万元，而鸡公头对李海浪报告说是五千元。李海浪心里一动，再对鸡公头联系的其他赞助人了解，几乎都是如出一辙，得五千报两千，得一千报五百。李海浪大怒，却不动声色。

那天上午，当朱山坡调进市政府办的文件下来时，鸡公头掩饰不住兴奋，三步并作两步踏进李海浪办公室，把手里的一张纸扬得噗噗响，唾沫横飞地说：大件事，海浪同志，大件事了！我马上就要跟你成为同事了，部长都签字了！李海浪脸都变了，伸手要看那张纸，他一把收回去，诡秘地笑着说：冇使急，冇使急，马上要做同事了，来日方长。

那天午休我睡得很沉，醒来时发现李海浪打了我的寻呼机起码超过二十次，我以为发生了什么急事，惶恐地复机，他气喘吁吁地说：屁股痒了（小城粗话，糟了的意思），大件事了，宣传部部长签字了，鸡公头要做我同事了，佢开始喊我同志了，连主席老师都冇喊了，假如佢入了文联，恐怕要喊我小李了，咁样仲正常啯啊？我要行动了，否则就迟了，今晚我同你去揾市长，求市长签字调你入来，就睇你有冇有运气了，我已经写好报告了！

后来我才知道，李海浪天黑前先找了早些年离开文联去当了市长秘书后来又到兴宁镇做了镇长的诗人倪文津，倪文津也真够意思，说晚上会提前去老板家里等着。当晚八点我和李海浪到了市长家，报告呈上去，市长盯着报告沉吟不决。倪文津在一边说：老板啊，这只梁小羊我了解，比我仲能写，先调佢入文联咯，以后肯定像我咁样入政府办为你服务啯，迟早都系你的人。此话一落，市长虽然还在埋头看着报告，却伸手说：笔，笔。李海浪早有准备，双手呈上一支黑色钢笔，市长接过写了几笔，纸上显出几道依稀带墨迹的划痕，居然没有墨水，李海浪又开始手忙脚乱地在衣袋里找笔。我心里砰砰直跳。还是秘书出身的倪文津灵醒，早就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支笔递到了他老板手上，市长手上的笔尖哗啦啦地喷出蓝黑墨水，那张报告的顶头上就有了一行字：同意调入，同意入编。并署上他的大名和日期。我心里顿时一通鼓鸣，知道从今开始世界是我的了。

那么，我为什么工作了一年多，又要离开好不容易才进来的文联呢？而且，在市委办工作了五年之后，我又开始有了厌烦的情绪，我讨厌那些一二三四五。那些诗歌和散文又在加班之余冒出来了，常常在午夜，加班结束后同事都趴在桌上睡着了，我像早年吸烟上瘾一样开始倒腾起那些文字，而那些文字也像我童年时代的蝴蝶一样纷纷向我飞临，我便渴望着，自己也能像蝴蝶一样拥有飞翔的自由。

我一直努力干活，表现得非常诚恳，仿佛我真心喜爱着这种工作——八股文，然而，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去远方。我想，既然我必须去做一件事，既然我为了潇洒而弄湿了头发，那我就把这个头发理下去好了。多年的分析和思考让我彻底明白自己，我实在没有做官的才能，憨直和木讷的性格，让我只能凭着一些老老实实的手段谋生，而我感觉写作也是其中手段之一。这是我经过十分认真的考虑之后作出的决定。此前，尽管我在一些不太有名的刊物发表了这些关于伊犁的文字（我两部书稿的部分），但是我没有感到任何的喜悦——当然，除了有时候因为感受的芜杂思路的卡顿而写不出才苦闷——我也没有产生任何的气馁。

就是在这样一种心情中，2006年5月下旬，我怀着作家生涯中青春将逝的焦虑感和恐慌感，把女儿留给了阿依，留给了我母亲，一个人背着《吉尔尕朗河两岸》的初稿，踏上了开往伊犁的火车。

我知道，我在进行着一种转场式的生活，这是一个多次去过草原的作家才有的感觉，我的一辈子待在南方甚至只是待在喽啰山区的父亲母亲不会知道。但在父亲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种盲目的行动，他生气地对母亲说：分星（一分钱）冇剩落，都放在车轱辘上了！

要成为作家的理想鼓舞着我，作为女婿去探亲的想法也催促着我，我出发了。尽管那时候我已经确认我并不是一个有天分的作家，我还没有写完《吉尔尕朗河两岸》，但是和阿依第一次回伊犁的幸福感依然在我心海充溢着，我的确认为自己是幸福的，我感到这种幸福感一直存在。

火车已经过了西安，又过了兰州。窗外天空晴朗，空气清新，干涸的土塬总是让我想起南方湿润润令人生厌的回南天气，偶尔在小盆地里出现的蔬菜、果树和花卉长得异常壮阔和鲜艳。甚至，偶尔出现的一条水细如尿或者已经干涸的河沟，也让我感到了大西北土地的律动和埋伏的力量。

克勒克勒，克勒克勒！

火车发出低沉而坚韧的吼声向西奔驰。兰州西去大约三十分钟，两边坦然跌宕开去的原野上，有泛绿的作物，有高挺的杨树，原野的尽头总能看到一道道烟霭苍茫的山岭。偶尔竟也能看到星星点点甚至是小块小块的绿。两小时左右过黄河大桥，底下是一条巴掌大的小河，黄水在阳光下黏稠地流淌。有旅客说，黄水就是黄河。我坐在过道上，注视着那道黄水很久，想到了中华文明，想到了发源地。我还想，这么小的黄河，这么黄的河，却孕育了一个民族的文明，是那些人故弄玄虚，还是黄河神秘莫测？

夜色朦胧时，已经是二十一点。列车广播在对夜里一些时间段列车到站情况提前说明：大约在二十二点到达乌鞘岭。乌鞘岭气温较低，请大家注意御寒保暖。

乌鞘岭这个地名于我并不陌生，我从初中开始便已从自己订阅的《绿风》诗刊里熟悉了它，那时经常有一些甘肃和新疆的诗人，比如林染贺海涛发表在《绿风》的诗里常常写到乌鞘岭。由于此名奇特，剑气凛然，加之诗人的诗意境气势浩瀚，辽远苍茫，我就深刻地记住了这道乌鞘岭。

新边塞诗人林染说过，乌鞘岭是西域和口里的分界线。过了乌鞘岭，就是河西走廊了。

大约半个小时后，我借着微弱的站台灯火，看到列车停在了一个叫天祝的小车站上。

过道上没有人了，他们都已回到铺位上躺下。我也趁列车停靠的时候，爬回了上铺。

这是骆驼刺丛上的黎明

我飘着风雨洗白的风衣

在托来高原漫步

我晨曦汹涌的前额漫过莽原

在荆棘上卷起一堆堆红花

……

这是林染那首发表在《绿风》上的《爱情交响诗》，我吟咏着它走过乌鞘岭。

列车开始爬坡了，我和整个车厢重心都在往后坠，列车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然后，我听到了克勒克勒的声音。列车无疑正在穿越隧道，果然有刺骨的寒风穿过车窗袭来，我赶忙掖紧了被子。耳朵仿佛被一滴水堵住了，嗡嗡响。窗帘没有拉严的窗口射进影影绰绰的光，我抬了一下头，看见了昏暗洞壁里的点点划过的灯火。

克勒克勒，克勒克勒！

绿皮普快继续吼着爬行，感觉走了不止半个小时，大概到山腰了吧。速度缓慢得几近停止，像一个负重走累了的行人，在拼着最后的劲跨越最后一座山头。

克勒——克勒，克勒——克勒！我听到列车在做最后的加力，我甚至担心它会最终停下来，失去了爬山的力气。

克勒——克勒——克勒——克勒——列车渐渐像一个负重的老人在喘息，艰难地挪动着脚步，颤颤巍巍，随时可能颓然倒下。

克勒——克勒，克勒——克勒！我突然被震了一下，在凝视和冥想里醒了过来。列车发出的声音渐渐由慢转快了。克勒克勒，克勒克勒！它已经完全恢复了，我能感觉到列车正在下坡。克勒克勒，克勒克勒！列车越越越快，最终在一段平坦路到来之前呼啸而出，它冲出了隧道。突然之间，也是在我的一念之间，列车就在声音和身份上完成了一种蜕变，一种电光石火凌空而至的蜕变——出塞出塞，新疆新疆，出塞出塞，新疆新疆！

我激动得一掀被子坐了起来——是的，出塞出塞，新疆新疆，出塞出塞，新疆新疆！就是这个声音，这就是火车的声音，它突然就喊出了我心中的音符——或者说我的感情——出塞出塞，新疆新疆，出塞出塞，新疆新疆！是啊，真的就是——出塞出塞，新疆新疆，出塞出塞，新疆新疆！

一阙浩荡的音乐开始在我的心里长长地奏起，它在纵情歌唱，歌唱的是我的目标，歌唱的是我的方向，歌唱的是我此行即将抵达的归宿地！

出塞出塞，新疆新疆，出塞出塞，新疆新疆！

它呼喊着，冲出了漫长的隧道后，我明显感觉到它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像卸下了千吨重负，一下子走得扎实平稳，走得沉着坚定；它已经完全缓过劲来，恢复了先前的力气——出塞出塞，新疆新疆，出塞出塞，新疆新疆！

短促而有力的口令，强劲的吼声，它朝着缓坡的前方，呼啸着，长驱而下。

出塞出塞，新疆新疆，出塞出塞，新疆新疆！

在经过三天三夜的旅程之后，我又一次到达了乌鲁木齐，再次看到了穆斯林文化影响下那些与南方截然不同的建筑、路树、人们的衣着和面孔以及餐馆小吃，来往的旅客就像电视剧上一个个典型的角色。那些人当中有更多的人穿着看起来高贵修长的大衣，说着令我感到快速而不可破译的语言。我看见了许多姑娘，这些姑娘身材颀长，腰肢匀称结实，弯腰的弧度很柔美，脸庞白皙，嘴唇涂了润唇膏显得鲜艳光亮，一律的眉毛浓长，五官欧化并且漂亮。男人们有不少有着高直甚至带钩的鼻子，稍显深陷的眼窝，有着轮廓分明的脸庞，乍看之下长得像国人眼中的老外，但他们不是老外。街道的路名、店名、广告牌和霓虹灯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波纹线的文字。这些场景使我确信我的确就在乌鲁木齐。我第一年回到乌鲁木齐时，对这座城市的印象是模糊的，那时是深夜，现在很难回忆起来，只记得有灿烂的灯光和匆忙的脚步，而这些在哪座城市都是一样的。我对街上走过的人群竟然有那么多与我们不一样的族群有了太强烈的印象，一种紧迫的心情，一种慌乱的思绪，一种害怕人生地不熟，害怕遇上什么乱子的心情骤然而生。

我想在乌鲁木齐找到一种依靠，哪怕一个熟人也好。我想到了兰花。

我在前面说过，兰花和她妹妹柳花虽然都比阿依年轻了几岁，但按辈分阿依却要叫她们姨姨。在南方有一年多，我和朋友们对这两姐妹都只是直呼其名。我和阿依结婚后，我也随阿依叫她们姨姨。其实她们一直是我拐弯抹角沾点亲的好朋友。遗憾的是，她俩在我和阿依确定关系之后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小城，柳花直接回到了伊犁，兰花据说去了四川，因为那时与兰花恋爱的那位记者已经回到老家成都。曾经那么好的朋友与我们不辞而别，我今天都对此事觉得奇怪。那时伊犁的教师职位十分空缺，柳花很顺利地当上了教师，但是兰花却不喜欢这个职业，她跟着那位记者在成都做起了服装生意，并且很快他们就发了一点小财。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她，她热情地邀请我去成都吃川菜。那时连去新疆探望阿依父母的路费也筹不够的我，当然就没有去成都。一年多后，据姨姨的女儿章婕在电话上说，兰花离开成都回到了伊犁，奇怪的是她的男朋友依然留在成都。我后来询问过兰花，她后来的生意天分或者决心就是成都之行后被激发出来的。

那天上午，我到达碾子沟长途汽车站买好票后才发觉，这是一趟晚上开往伊犁的班车。离发车时间还有大半天，我打电话问阿依要到了兰花的电话，我打过去，听到了她惊奇继而淡然的声音，我说我想到你那儿看看。她依然淡然地说：那你来吧。

我按照兰花所说的地点打的来到了王家梁钢材市场，见到了她开的一家面积只有二十来平方米的小铺面。她已经没有了在南方那几年的肉疙瘩模样，顶多只能算稍为丰满。说话间不停地看账本，不时看手机。我问她是否还在写作，她哧哧地笑了。然后说，非常忙，那些文字早丢到博格达峰上去了。

她在我面前一连接了好几个电话，没有电话的间隔便和一个据说是阿依同学弟弟名叫徐鑫的小伙子商量事情，说完后就让我先在店里坐一会儿，她急匆匆地走出去了。我一直等到中午一点多，那位叫作徐鑫的小伙子接了一个电话，之后到对面的快餐店给我拿来了一盒饭。他告诉我，兰花在外面忙业务，她让我吃个盒饭将就着。我一听徐鑫说完就急匆匆地吃了起来。其实我下了火车就没有吃早饭，早已饥肠辘辘了。徐鑫还说，兰花这段时间忙得饭都赶不上吃，还经常睡在店里，害得他只好去挤同学的出租房。我知道再等下去也不会见到兰花，吃完饭我就打的去了汽车站，候车两个小时后踏上了开往伊犁的班车。

整整一个月，我待在天山脚下的库尔德宁林区，在高耸入天的云杉林里，坐在一根风死木上，投入地修改那本叫作《吉尔尕朗河两岸》的书稿。林区静谧潮湿，欧李和黄刺等野果成了我的零食。林子外的草甸上，草绿得像纱巾。草甸上空高远宁静，抬头仰望，时常可以看到鹰，时而节奏舒缓地盘旋，时而激情昂扬地扑落在草丛里。我为自己可以身临其境，在吻合文字的氛围里写作和找到了合适的句子而心情喜悦。

江翻海扰打一个生肖

我悄悄地东张西望。周边，银霜满地，高大的云杉和它们巨人般的影子为我们值夜，冰凉的夜风吹响毡房和云杉树梢，白天就已盛开的啤酒花此刻继续散发出阵阵幽香。抬头可见深蓝的天幕和银白的喀班巴依峰顶上，一轮明月高远而孤独，月边是丝丝缕缕飘荡着的棉絮一般的白云。这时在山坡上远看库尔德宁草甸毡包座座，灯光点点，更显出山谷的空旷和幽静。我想，这样的世界这样的氛围真适合我，这里有雪山的气息，还有清凉的睡眠。我已经是一个不想走出这群山包围的人。

在库尔德宁，我孤独地凝视和思考，慢慢地记录，我的记述因为沉入而深刻，因为缓慢而准确，有些句段甚至可以直接放进书稿里。库尔德宁这片河谷不光有茂密挺拔的云杉林，可以把我本就有些封闭的内心包裹起来，而且还有三尖两刃刀一样漂亮银白的喀班巴依雪峰和从雪峰溶化流下的库尔德北宁河，哗哗的河水一碰到我就让我惊叫起来，多么清冽冰冷的河水啊，简直可以冰冻我的内心。正是这种冰冻的感觉让我忘记林区之外的生活，忘记南方。就算是有雨的季节，河谷里荡起厚厚的白雾，我也觉得这对我很有利。因为，那些铜黄色的小木屋或者那些暗灰色的毡房都非常适合我，适合我正在进行的关于吉尔尕朗河两岸的创作。只要离开那座只剩下白话的南方小城，离开那些打印纸或者电脑上的同志们，随便遇上这里的什么天气我都觉得舒适。库尔德宁对我的写作真的非常有好处，当时，我的《吉尔尕朗河两岸》已经到了《林区之路》这一章，实际上，我已经开始了《库尔德宁岁月》这一章的写作，尽管写得有些粗糙，甚至幼稚，观察也没有细致到让人惊异的地步，但是我毕竟写了。我不断地把白天看到的景象，包括阿肯弹唱和哈萨克族人放羊牧马的场景写进去，尽管形成了一种堆砌的局面，但是我想，修改和补充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我需要做的就是体验和记录。我甚至可以和哈萨克族牧民哈木力别克一起吃羊肉，和他一家品尝去冬制作的熏马肠，拿出我带来的一瓶肖尔布拉克大曲，然后，我们就听他弹冬不拉，唱：

草原上的百灵鸟叽叽喳喳

毡房的花儿等待开放

漂亮的姑娘啊，你咋还不来到我身旁

天快黑了，你知道吗

鸟儿回家了，我在等待

等待黑夜分娩出星星

等待荒漠变成草原

黑头发的姑娘啊

快点来到我的身旁

……

然后，我就接到了阿依在万里之外的南方小城打来的电话。

你快些回来吧！阿依的声音有些沙哑。

有啥事呢？我顿时觉得问题可能严重了，心里一阵紧张。

就在昨天，老爸进城了，我看他脸色很不好，精神也很差，我就和大弟带他去了医院检查，竟然发现——

你说吧，我挺得住。我心跳得厉害。

你千万要挺住，可能也是误诊，还要——还是等你回来，再带他去检查吧。

究竟是什么病呢？

医生说的，怀疑老爸是——癌。

我手里的木碗和熏马肠同时跌落在毡房的地毡上。

你要稳住自己，还不是确诊，我和大弟商量后带他去南宁确诊。

挂了阿依的电话，二弟的电话也来了，他读书少，也没什么见识，只是哭：总冇使讲了，我仲计做点事业给佢睇啯……

我走出哈木力别克的毡房，仰望着苍茫的喀班巴依雪峰，泪水流了出来。

在回南方的六个多小时的飞机上，我一直想着他，看着舷窗外的巨型云彩和下面模模糊糊的山脉大地，我突然想到天国，如果他真的不治，他以后会不会像我这样，整日在天空飞着，每天从我们生活的地方头顶上飞过。

回到家的当天，我们三兄弟凑在房里秘密商量，决定带他去南宁确诊，这也是寻求最后一丝希望。阿依托她做医生的同事为我们联系了广西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一位教授。第二天一大早，我和二弟就陪他去南宁检查确诊。那位面容清矍说话慢条斯理的教授望着我们说：已经全部扩散了，换肝也没有用了，就算你们有钱，也没必要花这个钱了。最多可以挨到半年，也可能是两三个月……我的脑袋嗡嗡地响着，再也听不进后面的话。

他也不问我们检查结果，我却要强装笑脸，编着一些话哄他。

我心情沉重地扶着他走出医院门口。瘦骨伶仃的他走在宽敞亮丽的大街上，说了一句：大城市跟北宁那个小地方相比就是不一样啊！这时候我才想起，他是第一次来到南宁，恐怕，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南宁了。恍惚之间我又想起1992年秋天，他陪着我去广西师大报到的往事。

1992年夏天，我因为捣弄文学导致了严重偏科，最终只考上了广西师大，并且只是一名委培生，每年要交纳三千元的培养费，这笔钱在那个年代是个大数，对于已经欠下三千多元债务的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我太不为这个贫穷的家争气了。

他却掩饰不住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的欣喜，张罗着办了两桌升学酒，把他学校的同事和村干部都请来了。我听着他们赞扬我的话，想着那几千元的培养费，心里既高兴又担心。

当时大学通知书规定，要拿委培登记表到县政府盖章后才能报到。他生怕我把事情办砸了，一定要陪我去。我载着瘦削的他，顶着8月的骄阳，使劲蹬着单车走了四十多公里山路到县城，在政府办公室赔着小心送着笑脸一个人一个人地打听，终于找到了管公章的领导。我永远忘不了那人睥睨着我们，说了一句话：你读这只学校系冇用啯，白读，回来后冇会有单位要你！我被这盆冷水泼得全身冰凉。

他等那人盖好章，刚才还谦卑低下的他马上挺直了瘦削微驼的腰板，一字一句非常有力地说：儿子，冇听他乱讲，好好读，会有出息啯，阿爸相信你！这话把那人说愣了。

办通了手续后就去借钱。三千文纸培养费，太多了吧，乜人愿意借啊？我嘀咕了一句。父亲望了我一眼，自信地说：正巧良昨日回来了，去揾良借咯，佢系大老板了，应该冇问题啯。良是我的远房堂哥，在东莞开工厂做了老板。我们在一半是沉默一半是揣度中蹬着单车，一个小时后来到了良的那栋全村唯一的三层楼前，父亲望着贴着白瓷砖闪闪发亮的门楼，迟疑了一下，说：一身汗，先歇一阵再入去，冇使咁难睇。父亲推着单车走到楼房转角处那棵荔枝树下，我们坐了一刻钟，父亲说：差冇多了，入去咯。父亲缓缓站起来，径直走进了这栋银光闪闪的楼房。良很好说话，微微笑着，还给我们斟茶，给父亲递烟，良的父亲却板着脸。知道我们的来意后，良没说什么，良的父亲却不同意了，很认真地说：借咁多钱给你，我怕以后你哋还冇起啊！

良的父亲出去了。父亲与年龄小他十几岁的远房堂侄面对面坐着。我们沉默了。我无法想象，作为叔辈的他在侄子面前是如何难堪地坐下去的。最后，他尴尬地告辞，我也讪讪地出门。

时间已经到了我开学前两天，钱还没借到，他和母亲紧急商量，决定去我大姑妈的儿子、他的外甥家借这笔钱。去外甥家要翻山越岭走六七公里，那天下午五点多他出发，在他大姐即我大姑妈家吃了晚饭。当年，大姑妈十五岁时为了减轻她一贫如洗的父母家的负担而嫁到喽啰山另一边。此时，大姑妈先是和他聊起了家常，接着让人找来了她的大儿子，也是他的外甥，我的表哥，这位大表哥拿出几天前卖了肉猪准备建房的三千元钱说：舅舅，我作为你的外甥，你问我借钱送小羊读书，借系应该啯，就借整数吧。但系有一只希望，今后小羊有了出息，亦要帮帮我的仔（儿子）。那时候农民眼中的出息就是当官。他赶紧说：会啯，小羊如果有出息，我会叫佢懂得做人啯。他的外甥害怕他自己拿钱不安全，打着手电送他回家。夜里十一点，他和我站在围墙口望着我表哥的手电筒光隐没在苍莽山岭，感叹地说：幸亏我仲有这只外甥啊！

出发前一天，我打算一个人去学校报到，他说：我年年在学生面前讲《桂林山水》，都冇知道真正的桂林山水系怎样的。趁这只机会我亦去睇睇桂林吧！在火车上，他紧紧抱着装有三千元的半旧挎包，眼睛警惕地盯着身边走过的人，一刻也不敢大意，更不敢睡着，我却因为困顿而酣然入睡。醒来后，他对我说：刚才广播讲到了柳州，下一站就到桂林了，我仲未去过桂林，这回要睇睇咯，我亦冇见过大学，冇知大学比小学要大几多？我犹豫着，此前，在我刚领到通知书时，我在学校见到了先我一年考上广西师大中文系的高中同学李木茂，他在祝贺我的同时，说了他要在开学前三天先到校，因为他是学生会副主席，要带领同学迎接新生。他走了几步又回头嘱咐我，大学生开学是不准家长陪同子女一起报到的，被校领导看见了要被批评。在火车即将到站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好不容易才能上大学，完全被这种害怕批评的想法弄晕了头，开始盘算着是否让他送我到学校。

火车进入桂林站后，我突然说：爸，你就别去学校了吧，我之前听去年考上师大的同学讲，家长陪同来的，会有老师在门口盘问，上大学了我也应该独立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好吧，反正我亦冇空，明天仲要讲课，我今晚就回去吧。那时，老实过头的我完全没有想到可以玩一点虚的，报到时，可以让他远远地站在一边呀。

他把我拉到候车大厅的角落里，四顾没人注意时把挎包里的三千元给了我，看着我小心地藏好，又把能给我的钱都给我了，叮嘱说：你收好，整丢了就毋想再借到了。他留下最后一张五十元，我陪他买好了晚上六点返程的车票，一个人坐了公交车去学校报到。

到了学校我才知道，陪自己儿女报到的家人在校园里络绎不绝。他本来很想看看我就读的大学是什么样子，更想看看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又是怎样的美丽，而他每年都要在课堂上讲解的《桂林山水》写的就是这里，我猜想没有游过桂林山水的他在讲解这篇课文时是何等向往。现在，他来了，可他又走了，回遥远偏僻的老家去了，他只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现了一下身，与我的大学擦肩而过。那时，桂林站到三里店的师大分部仅需坐四五站的公交车。

后来他告诉我，我走后他一个人背着挎包在火车站广场上东张西望，四处溜达，好奇地走下地下商场看，才下台阶就有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凑过来，猛拉他的手，他一惊，赶紧挣脱退后，那女子张开血红的嘴说：别跑，进来看电影嘛！说着又伸手过来。他哪里见过这阵势，立刻就往台阶上跑，一只解放鞋蹬掉了赶紧捡起，赤着一只脚一口气跑上了地面广场。那女的还快步追上来，他大惊，赶紧又往火车站检票口跑。检票口还没几个人，检票员拦住他问车票，他赶紧拿出车票，在获得放行后，他头也不回地跑了进去，在候车厅站定后才转过头去看广场，只见那追他的女子悻悻地离去，才松了一口气，弯腰穿好鞋子……

我刚进市委办时，在第一个周末专门回老家向他报喜，而且向他强调，我不用找关系不用送钱！我志得意满，他也激动万分。光宗耀祖的思想照耀着我和他，昔日借债读书艰难度日的记忆也激荡着我和他。母亲满脸笑容地杀了那只唯一的大公鸡，我们两父子当晚喝了一瓶桂林三花，我醉了，他也醉了。我躺在泥砖阁楼的松木床上，半夜醒来还在哈哈大笑。有一些事情只是我知道，文联一直有一个光荣的传统——小城的许多干部都知道，从文联出去做了领导秘书或者党委办写手后来又做了市领导或者部门领导的就有好几位。

他欣喜地认为我走上了一条正路。十几年来，他低声下气借钱供三个儿子读书，因为家贫兼疾病，他的三儿子中途辍学，他的二儿子大学毕业后自谋职业，好不容易才有我这个大儿子进了机关工作，他一直希望作为大儿子的我挑起家庭的大梁。

人的心底都有一种衣锦还乡的虚荣和功成抱负的快意，所谓河东河西，我自然记起了六年前的往事，我想见见当时北宁还没撤县改市时县政府办那个人。领到调令当天我特意回老家跟他喝酒，我说：爸，当年县政府那人说的话你还记得吧？他点点头说：记得，他应该退休了，你不必耿耿于怀，你要明白，你有今天还是受了他的刺激，你应该在背后感谢他。他的话，把一段时间以来我的念头彻底打消了。

许多领导和同事弄不清楚我为什么材料写得好，从不拖拉误事，文学作品也写得出来。他们都问我：写材料就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你还有文学作品发表，怎么有那么多闲空写？我常常笑而不答，或者最多说一句：那都是我以前写好的。

那时我正踌躇满志，既想当作家，也想谋得一官半职。我既为市委主要领导服务，那就要用市委主要领导的思维看全市。于是，有关城市建设、工业发展、招商引资、财政金融等等方面的重大决策，我都在平时有所研究，还不停收集材料分析，借鉴外面省市经验，形成本市材料，我每年都要写几十万字材料，这些材料都是纳入市委决策的，许多都是急难的材料，比如党代会报告、工业发展大会，甚至还有那些五年计划，我都写过。平心而论，如果真正用心思考全市的发展思路，考虑主席台下的干部怎样才能入心接受，必定要用自己的风格（领导的风格）的话说出来。从这个角度上说，八股文中真有不少是与文学作品一样，是属于艰辛的创造性劳动，是心血之作，是那些污蔑剪刀加糨糊的门外汉所不能理解的。

但不知怎么就有人到领导面前汇报我不务正业了。尽管我如此努力，左右搏击，还是有个别领导相信了那些人的话，并试过对我冷淡相待。幸亏我古井无波，处变不惊，甚至当作没有感觉。主要领导也听到了那些人的话，但他好像很理解地对其他人说：梁小羊本来就有这个爱好，他的材料也写得很好嘛！

尽管我做了毫无所谓的准备，但他这句话还是让我有了释去重负之感。

1999年春天，小城几位做着单位主要领导的作者自费出版了诗歌、散文集，一时在本地掀起了一阵文学热潮。老早就有文学梦的我，跃跃欲试整理了自己在一些小报小刊发表过的十几篇关于喽啰山的小说，凑成了一本十几万字的书稿，书名就叫《紫烟里的喽啰》。据说自费出版要两三万块钱，我那时虽然在市委办工作，但工资才三百多块，年终奖也就两千多块，这点收入当然攒不够自费出版的钱。犹如困兽一般熬过了一个月后，我想起了已从政府办调到文联当常务副主席的朱山坡，便夹了书稿去找他。那时他正坐在一张桌面上期刊和书籍堆成小山且脱了边皮的办公桌旁埋头写着什么，一台沾满灰尘的旧电风扇在他对面墙根转动着，发出街上收破烂人击打的咣当咣当声。我把出书的事跟他一说，他霍地站起来，两眼放光，瞪着我说：出书？出小说集？看到我点点头，他又大声说：我早有此意！我刚刚写完一部长篇小说，你睇睇！他稀里哗啦地翻动着桌面上的资料，找出一本厚厚的打印书稿给我，说：拯救大宋皇帝！

原来他的小说名为《拯救大宋皇帝》，是写北宋末年一群农民去金国拯救被俘虏的宋徽宗的故事。我们互相翻看对方的书稿，阅读故事时兴致勃勃，到考虑出版时就愁眉苦脸了。朱山坡一拍桌子说：我记起来了，过两日全国书市在桂林召开，我听讲以往好多作家在书市上一炮打响，书稿竟卖到两百万，我哋亦去试试？讲冇定亦能一鸣惊人呢！我双拳咚咚两声擂在他的办公桌上，还蹦了两下高，楼板隆隆响，我咆哮着说：对，做佢，就系咁样做！

两天后，我们两人朝着桂林出发了，坐夜班火车，那时的慢车从玉林到桂林需要十多个小时。一路上因为兴奋，我们在硬座上夸夸其谈，直到夜里十一点还没入睡，对面的两位女士厌烦地瞪了我们几眼，我赶紧扭了一下朱山坡的大腿，他才极不情愿地噤声了。我们那晚睡了醒，醒了睡，只得了几个囫囵觉，还梦见书市上我们的书稿被看中了。我们满身臭汗走出桂林站，精神抖擞地打的直奔位于朝阳广场的书市。在那里，我们豁出去一般，毫不羞涩地拿出自己的书稿，向一个又一个书商介绍自己是如何写了一部杰作，出版后一定能引起轰动，一定能为他们带来效益。那些书商大都戴着金丝眼镜，可连我们的书稿接都不愿意接，就像电视上的老板一样仰天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一个个都摆摆手，操着标准普通话说：不行，不行，我们不出书，我们只卖书！等到我俩从书市这头扑到那头，已经喝了三瓶矿泉水还是口干舌燥时，再也没有任何一位书商愿意听我们吹了。已经是中午一点，我们饥肠辘辘，满脸失望，最终垂头丧气地走出书市。我记得朱山坡心有不甘地回头朝着一个大肚子书商指了指，狠声说：丢那妈，你只龟，你哋都系龟，总有一日你哋要来揾我要书稿！

我强忍住笑走出书市门口，之后我们一起哈哈大笑。笑过之后，朱山坡说：现在最要紧的问题仲系解决肚子问题！我们一眼瞥见门口右边一百多米处有一家大排档，便快步进去，点了两碗不要肉的三两量桂林米粉。朱山坡一边吸溜着筷子粗的桂林米粉一边说：冇吃肉，省点钱，回去搞自费出版！我笑嘻嘻地说：但亦冇能够亏了，多吃一点佢哋的料！我把桂林米粉的配料如酸笋、豆角、芫荽、辣椒、葱花舀了满满一层放在米粉上。朱山坡干脆操起大勺，在米粉碗里堆起了一座青黄相间的小山。

我们最终还是寻求自费出版了。我通过朱山坡在桂林的一位朋友要到了一个书号，花了五千块，我那时还沾沾自喜，觉得自费也比先前那几个北宁作者便宜。我又从几个朋友那里借，凑够了八千块钱的印刷费。初秋的时候，书在小城一家印刷厂印了一千本。尽管是自费出书，尽管只有一千本，却也成为小城的一个文化事件，当地媒体给我上了新闻。一时间，我沉浸在出书立言的喜悦里。又听从一帮文友的建议，携书到北宁第九中学作了讲座，现场签名售书，学校文学社六十多位比我还要狂热的社员都买了一本。那几天我接到的都是师友的祝贺和索书的电话，我以为自己成了大作家，完全被喜悦冲昏了头脑。时逢广西作协吸收会员，我填了表，初冬时节收到了批准入会的通知。我快乐地想，我也是一名作家了。

当我喜滋滋地拿了一本《紫烟里的喽啰》送给父亲的时候，他拿起翻看了几页便合上了，叹了口气说：自古以来，文而优则仕。文人如果冇当官，就剩一只穷字了。你搞这东西赚了吗？我得意扬扬地说：卖得三百文了。他有些不相信地看着我。我一把掏出了裤袋里捂得火热的钱。

在大约六个月里，实际上是两三个月，我们曾经费尽心思想带父亲旅游，想去的地点就有桂林（我读大学时他曾送我去桂林报到，却匆匆在车站折返），我想以此弥补他来到人世的遗憾。但是他已经明显体力不支，面黄肌瘦，精神也十分委顿，对着我们摇头，结果一次也没有去成。我们买了碎肉机，做肉酱给他吃，但他已经不想吃肉；我们又买了豆浆机，教会二弟媳妇做豆浆，他也吃得很少；我买了据说可以抗癌的猕猴桃，他也只是勉强地吃了两三个。他吃不下。

我进入了自己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不光《吉尔尕朗河两岸》和《回到伊犁》已经完全搁笔，连领导交办的八股文也写得不尽如人意。本来，我一直想写一本自己满意的书，让父亲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以此证明我作为他儿子的不凡和理想选择的正确，但最终我赶不上命运拉他远去的脚步。到了最后一个月，我看得出，他在坚韧地挣扎，在咬牙忍受，那是一种人说人怕的痛。面对母亲，他就像我们瞒他一样，他也在瞒母亲，其实我们都心照不宣。以他早年学医的经历，他不可能不明白他的病，他也是在和他的儿子们一起做戏，做给对方看，也是做给我们的母亲——他的爱人看！

他终于昏迷了，我们兄弟按照三伯父的建议，为他骨瘦如柴沉重如石的躯体穿衣，感觉扶着他的身体就像扶着一架铁梯，生硬，机械。

12月29日，我从上午开始就守候在父亲床边，他的嘴巴大大张开着，喉咙里只有发出的气流声，很响，像沉沉地睡着，一只很大的苍蝇飞进他的嘴里，我赶走了，又飞进来。我大喊阿爸，他没有任何反应，他三天前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他喉咙里的声音渐渐减弱，从上午的吹气泡声减至下午只有游丝一样的微音。三点左右，我转身去厨房喝口水，再回来时，我听到那游丝一样的微音轻轻一拉，瞬间声消气灭，阒无一人。我的心怦怦地跳着，侧耳凑近他的脸边细听，我感到他灰色的脸像余烬一样失去了温度，世界万籁俱寂，他辞别阳间的脚步声已成无形，如果不是耳朵很灵，如果不是有直觉，如果不是和他心有灵犀，我是不会听到他走的脚步的。我一下子被谁打开了一个缺口，浪潮汹涌而出，借助号啕发声：阿爸！阿爸！我的绝望的悲声惊来了在外等候的两个弟弟和三伯父，我泪眼婆娑地望着他们喊：阿爸冇在啦，我阿爸冇在啦！

紧接着是大弟二弟的悲喊。三伯父走过来，替悲痛中的我们轻轻地把被子盖过了父亲的头部。

作为父亲的哥哥，三伯父竟然没有哭，他只是在我们的哽咽声里，异常冷静地差人去请先生为父亲选择墓地。先生确定后，他又开始安排两个侄子上山挖坑，又叫木匠七堂哥景先和西屋杨的芳利上山砍树做棺材。还叮嘱说：佢原来栽的那棵杉树假若冇见了，就选一棵大点的砍，快点砍，否则人家知道去跟你理论，到时就砍冇成了。别人有乜嘢话讲的，跟佢讲事过后再来理论。

三伯父的话源于我们村里一个习俗，老人都在年轻时种有一棵自己百年后用来做寿材的杉树，这些杉树集中在崩山坳里，都做了记号，但那些家里有事的人选树不按记号，专选大的。还有一些外村人也来盗伐。结果属于父亲的那棵已经找不到了。景先挑来挑去，最后选了一棵。棺材板割好后，一量发现厚度只有一寸多。据说别的老人过世时寿材通常厚达三四寸，为此我感到十分难受。父亲生前住不上好房子，走后连棺材也是薄薄的。

当夜，我们三兄弟为他守灵。中间我偶尔去看望母亲，以防她冠心病发作。我给她喂消心痛，她哭着说：你阿爸真短命啊，只有五十八岁，冇退休就去了。那日夜里他跟我说，我冇死平时仲可以给点钱你，我死了，你怎么揾到钱使？

我站在母亲床前，久久说不出话。

喃斋的法师在用刀破开几根竹子，切掉篾肚后，用篾青制作了高大堂皇的灵屋。这是一种富含乡土气息的仪式，在我熟悉的老家，几十年来凡是举行葬礼都有的程序。父亲就要离开我们的房子住进这些篾青做成的大屋里了。我在旁边木然地看着。法师安慰我说：你老豆去的系天道，最自由的世界，变成了鸟。

童年时代，我也想像一只鸟一样飞翔，在老家的喽啰山飞上飞下。后来这些年，我渴望像一只飞鸟一样离开樊笼，做一个自由的个体。直到现在，我还在渴望着。只是不知道，是父亲卸下了那些为我而产生的心理负重而首先获得了自由，还是我一年年为了理想远走新疆而首先获得了自由？

当我们披麻戴孝完毕，震耳欲聋的响器声和喃斋声刹那间回荡在老屋，那样的声音，那样的环境，任是多平静的我，瞬间与弟弟控制不住痛哭。

在我们那一片村子里，喃斋是一种风俗性的法事，却能吓倒许多胆小之人。小时候，我和伙伴经过正在办丧喃斋的人家门口，常常被吓得面如土色。今天，面对父亲，我已没有了恐惧，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他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获得安宁。

棺盖钉死之前要揭盖，让亲人最后看逝者一眼。我们屏住气探头望，父亲是平躺的，整个身形因为极度瘦削而高低不平。正值冬天，他仿佛因为寒冷而显得有些蜷曲，嘴角还有血丝，可见走之前病痛给他的折磨。他的面色已经由前天刚走时的蜡黄变成了青灰，因为有摇曳的烛光在闪烁，他紧闭的双眼给我一种随时会张开的幻觉。

几分钟后，棺盖被咚咚咚地钉起来了，我们这些做儿孙的呜哇哇地再哭。那些堂哥堂嫂是帮哭灵的，一次又一次的丧事经历，他们早已熟悉这些程序，主事的伯父让他们来，是为了形成一种悲痛的气氛。

我感到自己已经没有了泪水，声音也哑了，却在抑制不住地干号。我听到两个弟弟也一样。

盖棺论定，通常是指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父亲生前是一名乡村教师，同时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一辈子没有做出什么大事业，甚至连作为他学生的儿子也没有按他要求的道路走下去。他从教将近四十年，在他心目中，我算不算是一个最不成材的学生？

黎明前，哭灵的人最后一轮规律性地号啕起来的时候，我们做儿子儿媳妇的反而安静下来了，这使得我有时间想起他这辈子经历的艰难，想起他几十年对我的希望和我一意孤行给他的遗憾，想起当年他送我去广西师大报到，我为了自己的自尊，造成他这辈子与他无比向往的桂林山水擦肩而过，也与他借钱供儿子就读的大学擦肩而过，想起我曾经当他的面夸下海口要当副县长，想起作家之路的自寻烦恼和创作艰难，想起他在世时我似乎没有好好地爱过他一回，没有珍惜过他给我的温馨时光，我像突然爆发般，伏在血红的棺木上号啕大哭。

天亮了，屋后山梁升起一轮火红的太阳。喃斋的程序已经全部进行完毕，乐器声戛然而止，反而显得屋厅和地坪一片死寂。我的心也跟着沉到了地下。他，很快就要走出这个家了。

乐器声再次嘹亮地响起，送山开始了，他鲜红的灵柩覆盖着白幡，人们七手八脚把他抬出大门。我和阿依被三伯父告知，作为没有男丁的长子长媳，只能送到路口，然后下跪目送他上山，跟去埋土的只能是新近添丁的大弟和二弟。

作为父亲的大儿子，我竟然没有资格送他到坟前，也没有资格为他铲上一锹土！我哆嗦着站在路中央，站在渐近中午的太阳光下。虽然悲痛、羞惭和愤懑揪着我的内心，我还是跪了下来，阿依也跪了下来。两个膝盖被砂石硌得一阵酸疼，阿依疼得歪着身子靠紧我，咝咝地吐气。那一刻，肉体的伤痛和一种深深的无后不孝的罪恶感，伴着泪水和膝盖的麻疼渗透我的全身。

父亲被埋入了永远的黑暗之中。从此我再怎样不务正业胡作非为他也无从得知了，或者他虽在天上看见却也无法向我表达担忧和不满。倒是我，因为一直不愿相信他已离去，却因世俗所定为他举办了葬礼并且将他埋入了另一世界中，我惶恐自己会遭万劫不复。